我的阿克苏梦

 


开栏的话:

1997年至今,上海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已经走过了二十个春夏秋冬。

 

二十年来,上海选派了一批批干部人才先后奔赴千里之外的阿克苏、喀什地区和克拉玛依,在支援当地建设的同时,也在大漠胡杨的辽阔天地中得到了锻炼和成长。

 

在天山脚下、叶尔羌河畔,援疆干部们笑迎漫天风沙,尝过甜酸苦辣,怀揣着一份责任,缘聚起一群朋友,援疆岁月在他们的人生画布上留下了浓彩重抹的一笔。

 

今日起,上观新闻将摘录《对口援疆》书中部分援疆干部的口述实录,通过“西行记忆--与援疆同行”专栏与读者见面,回眸援疆路,一世新疆情。这次专栏连载,也是纪念上海对口援疆工作二十周年主题宣传活动的一个序幕。


【口述前记】沈秋余,1950年7月生。现任宝山区人大工作研究会会长。1997年2月至2000年1月,担任上海市第一批援疆干部联络组组长、中共阿克苏地委副书记、上海市闵行区委副书记。2000年回沪后,历任上海市宝山区委副书记、区政协主席、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等职。


 

阿克苏,回来20年,梦了50年

 

地处祖国西北边陲的阿克苏,虽然与上海相距万里,却与我有缘。我的阿克苏之梦萌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。当时上海10万支青进疆,其中有5万多人到了阿克苏。我青浦老家的邻居,高中毕业之后去了阿克苏,他和家人讲起阿克苏的点点滴滴,都让我心生向往,对于那个遥远、陌生而神秘的地方,我当时就暗自思忖,长大了也到阿克苏去看看。

 

1966年,我初中毕业,当时组织上号召知识青年“到农村去、到边疆去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”,于是我就想报名去阿克苏,但由于自己是农村户口,无奈只得回乡务农。1969年,冬季征兵,眼看着又有机会去阿克苏了,我和同村几位青年体检合格,也听说青浦籍的新兵要到阿克苏服役,可不知道为何,一同报名的其他两位邻居高高兴兴应征入伍阿克苏,我的满腔热情却依旧化为泡影。

 

阿克苏的梦,在我心里藏了至少30年,当梦想逐渐淡去时,突然组织给了我一个圆梦的机会——

 

我牢牢地记住了那个日子,1996年12月18日,我正在参加奉贤县委七届八次会议,组织上突然通知我到上海市农村党委报到。时任上海市农村党委书记范德官、副书记金精良以及干部处两位处长找谈话,宣布市委决定,选派我担任上海第一批援疆干部的领队,进疆后到阿克苏地委任地委副书记。

 

我真是又惊又喜。尽管当时毫无思想准备,尽管父母年老体弱、孩子还在上学,但我当即表示坚决服从市委决定。想着要去阿克苏,我兴奋地数着日子,又过了8天,时任上海市委常委、组织部部长罗世谦,副部长陈士杰等领导找我谈话;后来,时任上海市委书记黄菊、市委副书记孟建柱分别向我们第一批援疆干部提出希望和要求。

 

我依旧记得,黄菊同志和我们合影前,对我们提出的要求是:“经受新考验、接受新任务、作出新成绩”。

 

初到阿克苏,稳定军心是要务

 

我心中感慨——27年前就想着来阿克苏当兵,如今还是来当了一个“老兵”。

 

作为首批援疆干部,来了干什么,怎么干,都是需要仔细思考的问题。我感到,最先要做的,是让上海援疆干部定下心来工作。当时,援疆干部的工作生活条件并不好,我去调研时发现,上海援疆干部住得很分散,由各单位各自安排住宿。依旧记得,一位在当地中学援疆的副校长被安排在学校偏远的一个平房里,屋内有棵大树拔地而起,房顶开个大洞让大树的枝干伸展出去,而厕所却在200米外的操场对面,半夜如需出门,颇要点胆量。我们当即商量,请援建当地财政局的同志,腾出两室一厅中的一室,给副校长住。在我看来,保障援疆干部的安全,稳定援疆干部队伍的军心,这是作为领队必须首先考虑的要务。

 

万事开头难,抓好四件事

 

干部们心定下来之后,我根据中央(1996年)7号文件以及上海市委的工作要求,结合阿克苏当地工作实际以及援疆干部到阿克苏后的思想状况,经过调研和摸索,我和同伴们确定了以“四项工程”为抓手,打开援疆局面。在进疆之前,我也向上海支援日喀则的第一批援藏干部请教过一些经验。

 

一是切实抓好“自身形象工程”,努力造就一支“让上海人民放心,阿克苏人民满意”的援疆干部队伍。经过上海市委组织部批准,建立了上海援疆干部联络组,集体讨论并制定了“上海援疆干部八项制度和八项守则”。

 

不管先来后到,我们都以“八项制度”和“八项守则”进行严格教育、严格要求、严格管理,从而保持了上海援疆干部良好的整体形象和精神风貌,新疆自治区党委领导也充分肯定我们加强自我教育、自我管理的做法。

 

二是切实抓好“桥梁纽带工程”,努力促进上海与阿克苏两地的交流与合作。我和后来的上海援疆干部领队分工有些不同,不少领队分管的是科教文卫等工作,而我主要抓的是地区城市经济,具体分管发改委、经委、建委、财政、税务、工商等部门,因此当时工作压力特别大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,阿克苏地区的城市经济也得到较快发展,但由于受资金、技术、人才、交通等因素制约,发展相对缓慢,以财政收入为例,1997年地区财政收入只有2.65亿元,我和地区的领导下企业、下乡,听到最多的就是资金缺口、产品滞销,希望能把棉花推销出去,我特别注重沪阿两地的经济技术合作,并身体力行,全力推动阿克苏地区工业、商贸业加快发展。

 

三是切实抓好“人才技术工程”,为阿克苏地区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和专业技术人才而努力。这件事从第一批援疆开始,一直至今都是非常重要。1997年8月,我陪同阿克苏地区党政代表团访沪时,沪阿两地签订了每年为阿克苏培训100名党政干部、企业厂长经理、教师和医生的协议。类似的做法,后来各地的对口援建中都有,叫“授人以渔”、“给当地造血”或是“打造一支带不走的队伍”,在各地的对口援建中,我们算是抓得早的。

 

四是切实抓好“好事实事工程”,努力为阿克苏地区各族群众服务。在援疆工作的前几年,我们千方百计争取上海领导和社会各界的支持,先后从上海引进了2300多万元的资金和物资,援建了“阿克苏上海急救中心”、“阿克苏上海培训中心”、“阿克苏上海老干部活动中心”和5所希望小学,赠送了各类车辆。

 

我的阿克苏“亲戚”

 

2000年1月,当我们完成援疆任务回沪,上海第一批援疆干部才第一次见诸报端。

 

报道中提到,23名干部个人捐资达7.1万元;主动帮助贫困“亲戚”发展生产,改善生活,摆脱贫困,通过“一帮一攀亲式”活动,当地23位贫困“亲戚”全部脱贫,其中有10多户还盖起了新房。

 

转眼间回沪已经17年。这些年来我无数次地想起阿克苏,想起那里的人和事。最让我牵挂和怀念的,是我“一帮一攀亲式”扶贫中与我结对的依玛木尼亚孜•麦提托乎提。依玛木尼亚孜•麦提托乎提的父亲原来是这个村的村支书,但直至老人家1995年去世也没给自己的孩子们置办啥家业,我见到老人儿子依玛木时候,已经结婚生子的他还是没有房子,只能借住在别人家的土坯房里,生活十分困难。当时经过协调,我个人资助了他们家4500多元,帮助他落实了宅基地,建造了三间新砖房,还买来了生产资料,鼓励他通过勤劳的双手脱贫致富。

沈秋余(右)与阿克苏维吾尔族“亲人”交谈


 

前两年我去看他,询问依玛木现在的生活咋样?已经是三个孩子爸爸的依玛木高兴地脱口而出:“亚克西!”如今,他们家已经有了25亩地,种的核桃能卖出数万元,小麦和玉米的收成也有几千元,家里还养了牛羊。过去啥也没有,如今靠勤劳致富,还买了拖拉机和小汽车。依玛木现在担任村民小组的组长,在带领村民发展生产和维稳工作中都成绩显著。

沈秋余看望阿克苏亲戚


 

我当他是阿克苏亲戚,他也当我是上海好亲戚,虽然夫妻俩不会说汉语,但他鼓励孩子们从小学普通话,如今大女儿已经毕业。

 

我们在阿克苏期间,当时先后担任阿克苏地委书记的熊辉银和候长安,以及副书记、行署专员买买提明•牙生都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。他们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我们首批援疆干部的姓名和工作单位,他们对上海第一批援疆干部,特别是医生和教师作出的贡献赞扬有加。

 

“三年援疆路,一生援疆情。”那些和阿克苏乡亲们共同度过的一千多个日日夜夜,那些为阿克苏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所做的事、所用的情,我至今历历在目、时刻铭记在心。

 

上海援疆干部是维护民族团结和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。当年我们努力践行。二十年弹指一挥间,如今一批批年轻的上海援疆干部继往开来,而且越做越好。

 



题图说明:1997年2月,上海首批23名援疆干部在阿克苏柯柯牙工程纪念塑像前合影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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